今年中秋,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几乎空下来的首尔。
我来过首尔很多次,却从来没有见过它这样。这几天我走过江南、圣水,也在汝矣岛和城市西南一带来回。白天,明洞、圣水最核心的几条街仍然挤着游客,可只要离开最热闹的区域,多走几个街口,人就突然少了下来。到了晚上八九点,情况更明显:不少店铺拉下卷帘门,原本应该亮着餐馆和商店灯光的街道黑了一大片,有几次我在江南连着走过几个路口,都没有碰到几个行人。这不是某一条偶然冷清的小街,而是我几天里反复遇到的景象。那种安静让我想到中国的春节——不是城市出了什么事,而是住在这里的人暂时离开了。
后来翻新闻,我才知道这并不完全是错觉。2026年的中秋假期落在9月24日至26日,接着又是星期日,对很多人来说形成了四天连休。有人回父母所在的城市,有人趁假期在国内旅行,也有很多人直接去了海外。仁川国际机场公社后来公布,9月23日至27日五天共有约109.9万人次使用仁川机场,创下历年中秋假期的最高纪录。当然,我无法知道那些空掉的街道上的人究竟去了哪里,但有一件事很清楚:那几天的首尔,游客并没有消失,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却像暂时被抽走了一部分。
我没有回家,只是留在这个有些陌生的首尔到处走。9月27日,中秋连休的最后一天,国立现代美术馆首尔馆因假期安排免费开放。我原本也没有带着什么明确目的,只是顺路进去看看。后来才发现,这个时间点巧得有些像刻意安排:外面的首尔因为人们离开而显得空荡,展厅里却有一个艺术家,花了三十多年反复把自己离开过的房子重新带回来。城市还在、街道还在,房子也还在;真正改变空间的,似乎一直都是那些曾经生活在里面、后来又离开的人。

展厅里首先出现的也是房子。一座韩屋的门,一栋缩小的住宅,接着是以红色、绿色、黄色半透明材料重新做出来的楼梯、走廊和房间。有些东西被吊在半空,有些只剩下一层薄薄的轮廓。它们明明保留着建筑的样子,却没有真正建筑应有的重量,光线可以穿过墙壁,人站在一边,仍然能看见另一边的影子。
继续往里面走,东西开始变得越来越琐碎。门把手、电灯开关、插座、电话、水表、阀门、管线,还有很多我甚至说不出名字的房屋零件,被一件件重新做了出来。有一整面墙几乎都是这样的东西。它们是任何人在一间房子里生活时每天都可能接触的东西,却也是搬走之后最不可能有人记得的东西。

看了一会儿,我大概明白了徐道获这三十多年一直在做什么:他离开一个地方,然后想办法把那个地方留下来。
这当然不是一个多复杂的概念。徐道获1962年出生于首尔,后来去美国求学,生活又延伸到纽约、伦敦等不同城市。他的创作一直围绕移居、住宅、个人与群体、记忆和身份展开。这次MMCA的个展把他三十多年来的近500件作品放到一起,从年轻时的绘画、雕塑和早期装置,到后来最为人熟知的布制建筑,再到近年的家庭与父职题材。美术馆对他的概括也很清楚:对一个长期在不同城市生活的人而言,「家」并不只是一栋固定在某个地址上的建筑,而是一个会随身体一起移动、承载记忆和关系的空间。
可如果只是这样,似乎也没有太多需要说的。移民艺术家谈家、谈乡愁、谈身份,本来就是当代艺术里很常见的题目。真正让我开始在展厅里停下来的,反而是那些插座和水管。
我突然想到,人搬家的时候,其实能带走很多东西,唯独真正组成一间房子的东西,大多数都带不走。
房子是最难带走的一件行李
衣服可以装进行李箱,书可以放进纸箱,照片存在手机里。一件用了很多年的家具,只要真的舍不得,付一笔运费也可以运到另一个城市。可是墙不能带走,窗户不能带走,楼梯不能带走。每天回家顺手按下的开关,半夜起床摸黑碰到的门把手,床边那个插过几百次充电器的插座,也全部只能留在原来的地方。
交还钥匙以后,这些东西和你的关系几乎立刻就结束了。下一任住客搬进来,把家具换掉,把床放到另一个方向,墙脏了重新刷,水管旧了重新换。再过几年,你即使重新回去,也未必还能找到自己当年生活过的痕迹。
这本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。徐道获做的,却是非常固执地和这种消失对着干。

《Rubbing/Loving》大概最能说明这一点。他会把纸覆在曾经生活过、或者即将消失的空间表面,用石墨和彩色铅笔反复摩擦。木门的纹路、墙角、暖气、电灯开关,甚至一些细小的凹凸,全都慢慢浮到纸上。这次展出的作品既包括他在首尔城北洞的家,也包括纽约西22街348号那间住了十八年的公寓。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在复制房子,不如说是在把身体和场所共同累积的时间,以触觉的方式重新留下来。
「Rubbing」是摩擦,「Loving」是爱。两个字的声音接近。站在作品前再去想这个名字,会觉得那个动作不像一般意义上的测量或者保存,更像人在离开之前,又把曾经每天接触的地方摸了一遍。十八年本来是一个很抽象的长度,可一旦它落到一只门把手、一个开关或者墙角的磨损上,时间突然就有了形状。
这让我想到,我们真正记得一个家的方式,其实也很少是完整的。我已经想不起很多以前住过的房子到底有多大,甚至未必能准确画出平面图,可我可能还记得床离窗户很近,下午某个时间阳光会打到一面墙上;记得某扇门不太好关,每一次都要多用一点力;或者记得某一个冬天,暖气总是开得太热。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「房子」,而是一堆非常不完整的细节。
所以徐道获后来用半透明织物重新制作房子,我反而觉得非常准确。《Perfect Home》把他在伦敦、霍舍姆、纽约、柏林、普罗维登斯和首尔不同住宅里的门把手、插座、开关等建筑细节叠在同一个空间里;《Nest/s》则把不同城市的居住空间连接起来,做成一个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地方。那些房子并不是按照记忆恢复出的「原样」,而是一座又一座已经离开原址的房子,被重新拼到一起。

它们很轻,可以拆,可以折,可以运到另一个国家,然后再打开。真正的房子当然不可能这样,记忆却可以。
一个人可以在纽约生活十八年,搬去伦敦以后,纽约那间房依然留在身上;又可以在伦敦建立新的生活,而首尔早年的家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。这些地址在地图上相隔很远,到了人的记忆里却可以同时存在。这大概也是我在展览里第一次觉得,徐道获所谈的并不只是一个移民艺术家的私人经验,因为今天,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。

这几年,我自己也很习惯在不同国家之间移动。日本、韩国、中东、欧洲,工作和旅行有时已经很难完全分开。今天还在一个城市,几个小时以后就能拖着行李出现在另一个国家的酒店里。手机里的交通卡、航班记录和地址越来越多,熟悉的机场也越来越多。可是移动变得越容易,我反而偶尔会觉得,「你住在哪里」这个原本应该非常简单的问题,没有以前那么好回答了。
一个一年只住几个月的地方算不算家?一座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去、街道和地铁都已经很熟悉的城市算不算?如果一个地方有熟悉的人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,却没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,又算什么?我们经常用「全球化」这种很大的词去描述人口、资本和工作的流动。可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,它有时只是意味着: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散落在越来越多的地方。
徐道获那些可以被折起来带走的房子,也因此有了一种很当代的意味。当身体开始不断移动,家似乎也只能跟着一起移动。可是走到这里,我又觉得问题并没有解决。因为飞机可以缩短城市之间的距离,却无法让一段已经结束的生活重新开始。人可以重新回到一条街、一栋楼,甚至曾经住过的房间,但当时生活在里面的那个自己已经不在了。我们真正带不走的,可能从来不是房子,而是时间。
一间房子里,本来就不只住着一个人
展览到了后面,徐道获早期很有名的《Floor》出现了。透明的玻璃地面下面,是密密麻麻的小人。他们一个挨着一个,高举双手,共同托住上面的地面。观众从上面走过去,脚底下是无数几乎一样大小的人体。旁边还有《Who Am We?》:他把高中毕业纪念册里的一张张人脸缩到仍然可以辨认的最小尺寸,再像壁纸一样铺满高大的墙面。远看时,那些脸几乎只是图案,靠近以后才重新变成一个一个的人。这两件早期作品原本就在处理个人与集体、差异与同质化之间的关系。

我是在这里开始觉得,前面那些房子其实也不是完全属于一个人的。
我们太习惯说「我的房间」「我的家」「我的生活」,可一个人的生活真正有多少可以完全归到自己名下?房子是别人盖的,管线是别人铺的,街道有人维护,垃圾有人每天清走。更重要的是,一间房子最后之所以值得记住,很少只是因为空间本身,而是因为里面曾经有过其他人。
谁和你一起住过,谁来过,谁后来离开;谁总是坐在一张桌子的某个位置,谁曾经在某一个晚上说过一句话。很多年以后,墙壁的颜色可能已经忘了,这些人却仍然和那个房间绑在一起。所以徐道获的作品看似一直在保存「住所」,真正被保存的其实是发生在住所里的关系。

这一点到了展览后面变得更明显。2026年的新作《Memory of Love》外表是一件很普通的深色外套,内侧却缝进了来自父亲、母亲、妻子和两个女儿衣服上的口袋,每个口袋里又放入原本属于那个人的小东西。走了很久,从身体到衣服、从衣服到房子,到了这里,房子最后又重新缩回到身体上。
看到这件作品,我突然觉得「家在哪里」好像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。家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地点,它更像是一种被很多人共同留下来的东西。这样再回头看《Floor》,那群托着地面的微小人物就不只是关于「集体」的抽象隐喻了。至少对我而言,它开始变成一件很日常的事情: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人,本来就是被很多人一起托起来的。父母、家人、朋友、曾经的伴侣、只短暂同行过的人,甚至很多我们早已不再联系的人,都多少在身上留下了一点什么。有些东西我们知道,更多的东西,我们甚至不知道。
普通人没有美术馆
也是走到这里,我才突然想到那天在展厅里真正困住我的问题:作为艺术家,徐道获至少留下了这些东西。
他离开一间房,那间房可以变成作品。一面墙可以被拓印,一扇门可以重新缝出来,一个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地址,几十年以后仍然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的美术馆里重新展开。今天我们站在MMCA里,甚至能看到他小时候做过的东西、求学时留下的实验、曾经生活过的房屋模型,再一路走到他六十多岁时关于家人的作品。一个人的人生,在这里被保存成了数百件可以被观看的东西。
可我们普通人留下什么?
这个问题一开始甚至让我有一点沮丧。普通人没有美术馆。搬出去的时候,不会有人替我们测量卧室,也不会有人把每天按过几百次的开关拆下来保存。房东重新刷一次墙,就足以抹掉大部分痕迹。新的住客搬进来,再过几年又换成另一个人,很快,没有任何事情能证明你曾经在这里睡过几百个晚上。
其实一个人真正生活过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多。几间房,几张床,几个地址。我们却在这些非常有限的地方度过了人生里大量真正重要的时间:起床、吃饭、生病、失眠,等一条消息,和一个人争吵,在某个晚上决定留下,或者决定离开。这些事情发生时都很普通,所以也没有人会特意保存。
我们会拍旅行,会拍生日,会拍一顿好看的饭,很少有人会每天拍自己走过的楼梯、床头的插座或者家门口那段毫不起眼的路。可一个人的人生恰恰主要不是由那些「值得拍照」的时刻组成的,它主要由普通日子组成。
也正因如此,很多年以后真正让人突然想起过去的,往往不是相册里某张精心留下的照片,而是一件原本根本没有被保存的事情。走进一间陌生的房子,窗的位置突然让你想到以前住过的地方;在另一个城市闻到一种气味,某一年毫无预兆地回来;有时甚至只是听见一扇门关上的声音,就会想起一个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的人。
我开始觉得,徐道获那些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,可能恰恰在于它们不是原物。他当然没有真的把所有房子搬到美术馆。它们是被重新测量、重新缝制、重新摩擦、重新制作出来的。但回忆不也是这样吗?
我们每一次想起过去,都不是把某个原封不动的档案重新打开。人会漏掉细节,也会重新排列它们;有些原本不重要的事情后来变得很清楚,有些当年觉得永远不可能忘记的事情,最后反而什么都不剩。记忆本来就是对已经不存在的生活,一次又一次不太准确的复刻。

从这个角度看,那些透明的房子甚至比一栋完全逼真的模型更接近真实。它们有形状,却没有重量;看得见,却抓不住;你知道自己曾经住在里面,却再也不可能真正回到当时。
我本来以为,艺术家的幸运之处在于他能把这些东西变成作品,普通人的生活则只能慢慢消失。可是后来我又觉得,事情可能不是这样。我们也一直在留下东西,只是它们很少留在自己手里。
一个人可能一直记得你十年前随口说过的一句话;一个孩子会不知不觉学会你的某个动作;某个人后来做出的一个选择,也许多少和曾经认识你有关。即使两个人早已不再联系,也不可能真正恢复成「从来没有认识过」,因为彼此都已经改变了一点。这些东西没有展签,不会被编号,也没有人知道最后能保存多久,可它们确实存在。
我想,这大概才是普通人真正留下来的东西。不是一整间房子,也不一定是一件可以被收藏的物件,而是我们曾经进入过别人的生命,然后在那里留下一些很小的变化。
离开美术馆以后,我又想起前几晚那些空下来的首尔街道,也想起展厅里一座座没有住客的房子。中秋结束以后,人会回来,卷帘门重新拉起,餐馆坐满,地铁恢复拥挤;首尔当然没有消失,只是日常生活暂时离开了几天。徐道获那些房子却像把这种状态拉长了:首尔的韩屋、纽约的公寓、伦敦的住所,原本属于完全不同的年份和地点,真正住在里面的人早已离开,留下的轮廓却被带到同一个空间里,互相穿过、重叠,甚至拼成一个现实中从来不存在的「家」。这其实很像一个人的一生。
我们去过很多地方,住过一些房子,也认识过一些彼此毫无关系的人。当时看起来都是一段一段分开的生活,最后却全部叠到了同一个人身上。这几年频繁旅行时,我有时会觉得自己一直在离开:离开一个城市,离开一间酒店,离开一些人,再去下一个地方。可徐道获的展让我第一次从反方向去想这件事。也许每一次离开,其实也都带走了一些东西。
一个城市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,一段关系改变你后来和别人相处的方式,一间很普通的房子,最后也可能改变你对「家」的理解。我们以为离开意味着失去,但一个人不可能真的空着手离开。徐道获可以把这些东西重新做成房子,所以我们看得见。普通人没有这样的房子,可我们仍然带着那些地方,继续去下一个地方;而那些曾经和我们相遇的人,也多少带走了一点我们。
想到这里,我反而不再那么在意一个人最后到底能留下多少东西。时间当然留不住,房子也终究会改变,照片甚至都有可能消失。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大概不会被完整保存,也没有必要被完整保存。只要那些生活真正发生过,它们就不可能毫无痕迹。
也许一个人曾经存在过的证据,从来不需要是一栋房子、一件作品或者一个被记住很久的名字。有时只是在很多年以后,另一个人身上仍然有一点东西,是因为曾经遇见过你;而你自己身上,也带着那些已经离开的人、房间和城市,继续往前走。
那天下午站在徐道获那些半透明的房子里,我最后想到的,其实已经不是「家到底在哪里」。我想到的是,人这一生不断搬走,不断失去一些东西;可真正离开的时候,我们似乎又从来没有完全离开。有些东西早就已经被带走了,只是重量而已。
